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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74年，一位小官员决定冒死反抗王安石
┃一时强弱在于力
千秋胜负在于理
▴ 郑侠《流民图》虽已失传，但也成了历代流民图之滥觞，以上为明代画家周臣《流民图》局部
郑侠决定拼死一搏，为民请命
©崔铭／文
来源：短史记 编辑：瑞秋的春天
一、乞斩臣宣德门外
北宋熙宁七年（1074）三月二十六日，一封紧急密报，经快马递送到银台司。（银台司负责接收全国奏状、案牍，抄写条目经通进司上送皇帝，及发付有关部门，督促及时处理。）
午后，宋神宗收到密报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幅《流民图》和一封奏状。
《流民图》的背景是汴京城安上门外！只见图中风沙霾曀，成群的灾民，扶老携幼，塞满大道。有的挖野草、剥树皮，掺一点米糠、麦麸，聊以裹腹；有的披枷带锁，拆屋卖房，偿付官债……个个瘦骨嶙峋，愁容满面，衣衫褴褛。
神宗大惊失色，连忙翻开奏状，几乎字字椎心：
臣伏睹去年大蝗，秋冬亢旱，以至于今，经春不雨，麦苗枯焦，黍粟麻豆，粒不及种。旬日以来，街市米价暴贵，群情忧惶，十九惧死……天下之民，质妻卖儿，流离逃散；斩桑伐枣，拆坏庐舍，而卖于城市，输官籴粟，遑遑不给……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，绘成一图，百不及一。
文章指出，汴京安上门在天子脚下，百姓生活已如此艰难，令人咨嗟涕泣，“而况数千里之外，有甚于此者哉”？造成这一悲惨现实的根本原因，“皆由中外之臣，辅相陛下不以道”，施政不以“爱养黎庶”“人人富寿”为旨归，而以“充满府库，盈溢仓廪，终以富衍强大胜天下”为目标。
文章抨击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“劓割（残害）生民”；指责台谏“不敢言事”；痛斥其余辅弼之臣“皆贪猥近利”之人；批评神宗“以爵禄驾驭天下忠贤”。并大声疾呼：“臣愿陛下开仓廪，赈贫乏；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，一切罢去。”最后，作者慨然表示：
“如陛下观图，行臣之言，十日不雨，即乞斩臣宣德门外，以正欺君谩天之罪！”
上书人是监汴京安上门郑侠。（监门：监当官名，负责守门或收门税。安上门，是汴京西南城门）
二、每一封信都如石沉大海
郑侠，字介夫，福州福清人。治平年间，随父宦游江宁，拜入王安石门下。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中进士甲科，任光州司法参军。不久，王安石入参大政，兴利除弊，言无不行。
郑侠素来敬重老师，对每项新法的推出，都抱持极为积极正面的看法，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，他曾说：“凡命令之初下，士民稍有识者，莫不欢欣鼓舞。”（郑侠《上王荆公书》）在光州时，郑侠处理的几桩疑难案件，上报朝廷后，也深得王安石赞许。师生二人虽相隔千里，依然有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之感。
可是，随着变法的逐步展开，身在地方的郑侠失望地发现，新法“行之未几，往往败坏”。这使他感到无比忧虑。因此，熙宁五年（1072）春，任满回京时，他便决定沿途访问田父野老，多方了解新法推行的具体情况，研究之所以败坏的缘由。
根据他的调研，变法不如人意的原因，主要在于“贪缪之人急功而要利，督促以成就，不念民之休戚，势之缓亟可否”。以青苗法为例，官吏们为了个人政绩，发放青苗钱时，破坏自愿请贷的原则，“强而与之者常半”；回收贷款时，“又不稍缓其期，谷米未及干，促之已急”。在官吏们穷凶极恶的追逼下，民户不得不将辛苦收获的粮食，贱价出卖。立法本意是救济贫乏、抑制兼并，而实际效果却正好相反。“无知者便谓青苗为不善，不知贪暴之吏坏之也”。
郑侠回到汴京后，师生相见，十分欢喜。再次登门拜访时，王安石建议他参加律法考试。王安石推行贡举法改革，设立“新科明法”，考试断案、刑名、《刑统》义等，重点考察应试者的实际司法能力。郑侠回京时，正当试法之令初行，选人通过律法考试，即可改为京官。
王安石建议郑侠参加律法考试，无疑是指出一条仕宦捷径，也表明了自己对郑侠的欣赏，相信以他的能力，应付这类考试绰绰有余。但郑侠婉言谢绝了。
第三次见面时，王安石问郑侠近来有何见闻，郑侠早就想找机会禀报自己对于变法的思考。可是话刚出口，王安石便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态度，原本亲密的师生情谊，顿时蒙上了些许阴影。此后，出于强烈的自尊，郑侠不再主动前去拜访，但每日辗转反侧，郁郁忧思。他相信王安石的人品，也对老师怀着深厚的感情，担心老师被那些“苟学以求合于先生者”蒙蔽。因此于公于私，自己都不应也不忍就此沉默不言。他一次又一次深夜秉笔，将自己沿途收集的百姓呼声，以及自己的思考，写成书信，寄送给王安石。
但每一封都如石沉大海。
三、是尧舜之治，还是十室九空？
过了一段时间，郑侠通过吏部铨选，得到监在京安上门的差遣，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社祭，王安石的仪仗从安上门回城，郑侠作为本门监官，按规定在路旁恭迎。王安石一见，恻然伤感，深觉屈才，不禁停步执手，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。
第二天，王安石又派儿子王雱来传话，打算和朝中几位大臣一起，举荐郑侠参加律法考试。但郑侠婉谢道：“朝廷新立此科，选拔习法之士，必使无丝毫滥得，方可示范后人。我素来未曾修习律法，只不过在光州时，遇到四五件疑案，主管官吏处置不合情理，而我身为法官，不得不详审。于是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条文，进行了仔细研究，以求得更加妥善的处置。丞相便以为我明习律法，其实所知有限。若贸然应试，是以不能为能，误丞相之知，以茍求进取。我郑侠即便贫饿乞讨，也不敢为此欺天罔人之事！”
我们无法揣测郑侠的真实想法，但这番话在当时语境下，也可做另一番理解。
王安石认为，“礼、乐、刑、政”，是圣人创立的治国之术，四者缺一不可。但当时士大夫更普遍的观点则是：“为士者果能知道义，自与法律冥合。”（司马光《起请科场札子》）有道义即能通法律，不必专门学习。让青年士子学习断案、刑名、讯囚，会将他们培养成刻薄小人。这种观点在传统社会极具影响力，也是汉代之后律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背景，朝廷新兴律学的种种举措，在士大夫群体中颇遭非议。
熙宁六年（1073）三月二十四日，王安石兼任提举修撰国子监经义，设立修经局，需要选拔几名才学精博的官员，想趁此机会，延聘郑侠为经义局检讨。曾派侄婿黎东美，转达自己的意思。但郑侠说：“检讨的职责是查漏补缺、正讹纠谬，我读书不多，怎能胜任如此重要的职位？”并通过书信、诗歌，向王安石表达了愧谢之情。不久，黎东美再次前来，详细传达了王安石的意思：“凡人仕宦，都须先改京官，然后可以别图差遣，介夫为何如此偏执？”郑侠回答道：
“我这次回京，本意只想求一席之地，可以继续师从于丞相门下，并不在意官位的美恶高低。不承想，如今丞相位高权重，开口无非以爵禄为先，接纳天下之士如此而已吗？丞相若真想提携郑侠，何不好好看看我之前呈上的那些建议？若能择其一二实行，使我进而无愧，岂不更好？”
此后，他又通过口头传话和书信等方式，多次向王安石表达自己对市易法等的不同意见。
几个月过去，朝廷对市易法的推行，虽有部分政策的微调，但远远未能达到郑侠心中的期望。十月，王韶收复河、洮、岷、叠、宕五州，举朝欢腾。庆祝酒筵上，王安石作《何处难忘酒》，诗曰：
何处难忘酒？君臣会合时。深堂拱尧舜，密席坐皋夔。和气袭万物，欢声连四夷。此时无一盏，真负鹿鸣诗。
郑侠读罢，心情却全然不同，遂和诗道：
何处难缄口，熙宁政失中。四方三面战，十室九家空。见佞眸如水，闻忠耳似聋。君门深万叠，焉得此言通。
十一月，郑侠再次致书王安石，痛陈市易务收取免行钱、市例钱之弊，并痛心疾首地指出：先生信任的都是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，“虽先生之子弟，不得一言以间其毫发”（郑侠《上王荆公书》）；而忠义之士，只因其不与我同，即便赤诚如血，“其言必不见听”。他无比急切而恳挚地大声疾呼：“先生亦不得而尽知也！”“诚见先生不能无误也！”
但是，王安石依然没有回信。
四、小守门官决定拼死一搏
适逢大旱连月，到熙宁七年（1074）春，“民间焦熬，殊无生意”（《景定建康志∙郑侠传》）。郑侠在安上门城楼，每天看到城外源源不断的流亡民众，从汴京城外经过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吃口饱饭的地方。他们“或二三十人，或三五百人，各各自有群伴。然而衣服褴缕，虽车乘之上，亦止是锅釡一二只、破笼、弊甑、瓦器之类”“陂栖野宿，采凫茈野菜之类以为食”（郑侠《流民》）。流民队伍中，也有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他们之所以流亡，则是因为“贫者、小者既已流迁，田无人耕，宅无人居”，社会治安也随之变得极为恶劣，不时有人入室抢劫，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，还不如跟随乡亲逃亡异乡……
每天看到和听到太多悲惨的事情，郑侠越来越难以忍受。他不再对王安石存有幻想，决定拼死一搏，为民请命！他找来画工，以鸟瞰式全景构图法，真实地描绘出安上门外，哀鸿遍野的景象，题为《流民图》，并附上一封奏状，前往閤门司投递，但遭到拒绝。于是，他调用安上门所辖马匹，谎称有紧急密件，直接发往银台通进司。
作为本门监官，他清楚地知道，越职言事、擅自调用快马向宫中传递文件，都属违法行为，但在奏状中慨然自陈：
“甘俟诛戮，干冒冕旒！”
神宗反复翻阅这份奏状和《流民图》，长吁短叹，坐立不安，竟至通宵未眠。
三月二十七日，神宗批示，令司农寺调发常平米，不计成本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，减价出售。当时京城米价，每斗已达一百五十钱。在此之前，司农寺、三司曾调集共计一百二十二万斛官米，将米价平抑到每斗百钱，现在再次减到每斗九十钱。
此外，神宗还令在京各城门，减收百姓运货出入城门的税额。当天晚上，又令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进宫，起草诏令。韩维是神宗东宫旧人，又是王安石的好友，变法开始后与王安石渐行渐远。这段时间，韩维多次向神宗反映，当此旱灾之际，民不聊生，但京畿各县仍催缴青苗钱甚急，“往往鞭挞取足，至伐桑为薪，以易钱货”（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他强烈谴责朝廷当政者，兴兵拓土，处之不疑、行之甚锐；减免租税、救民水火，却迟迟而不肯发。每次面见，韩维都极力劝说神宗，“痛自责己下诏，广求直言，以开壅蔽”（同上），大赦天下，以和人情。
三月二十八日，韩维起草了皇帝诏书，三月三十日由中书正式颁发全国。诏曰：
朕涉道日浅，晻于致治，政失厥中，以干阴阳之和。乃自冬迄今，旱暵为虐，四海之内，被灾者广。间诏有司，损常膳，避正殿，冀以塞责消变。历月滋久，未蒙休应。嗷嗷下民，大命近止。中夜以兴，震悸靡宁，求惟其咎，未知攸出。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？狱讼非其情欤？赋敛失其节欤？忠谋谠言郁于上闻，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？何嘉气之久不效也！应中外文武臣僚，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，朕将亲览，考求其当，以辅政理。三事大夫，其务悉心交儆，成朕志焉。
大灾之年，皇帝下诏罪己，广求天下直言，原是惯例。然而，对于变法与反变法两大势力缠斗已经超过五年的北宋政坛而言，显然又不只是惯例而已。
这道诏书无疑释放出了一系列政治信号：首先，“上与安石如一人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；其次，神宗似乎开始认同“变法违逆天道”的说法。熙宁二年（1069）以来，每有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出现，反变法派必定借以论奏新法，王安石曾无数次进行辩驳，以往他都能成功地说服神宗，这一次却失败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朝廷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免税、减刑、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，并暂停成都置市易务的计划，暂停受灾各路推行方田法、保甲法的进程，同时加大力度，祈祷郊庙社稷、宫观寺庙。
四月六日，汴京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。四月七日京师雨足，群臣恭贺，奏请神宗皇帝御正殿、复常膳。欢腾过后，神宗将郑侠的奏疏和《流民图》出示给诸位辅臣，责备道：“卿等常说法度修明，礼乐兴行，民物康阜，虽唐虞三代无以过，如今民间竟如此凄惨。”
众辅臣一齐惶恐谢罪，王安石更是神色惨然。神宗问：“卿可曾认识郑侠？”王安石答：“尝从臣问学。”
这一天，神宗传旨，免除了郑侠擅发马递之罪。
一时强弱在于力，千秋胜负在于理